第四，扭曲了市场正常的惩罚机制。“如果整个经济体系中仍然有很多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存在，那么，在规则制定与宏观调控过程中，政府难免不把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放在优先地位，放在民营企业前面。只要出现大的经济振幅，一旦政府决定介入市场，它肯定会偏袒和保护国有企业，而把监督、监管和调控的对象重点放在民营企业上。这个道理很简单。国有企业就像国家的儿子，它们是政府的直接利益相关方。因此，任何时候要进行监管和调控，首先会针对于政府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民营企业。在行业准入、融资机会、融资成本以及监管审批框架内，多方面对民企歧视、对国企优惠。另外，在行政、法律和司法过程中，由于国企的股东是国家，它们总能得到特殊的保护，这直接构成对民企的歧视，牺牲民企的权利。在这些环境下，民企当然无法与国企公平竞争。”经济学家陈志武表示。

　　中国式垄断=行政垄断+自然垄断

　　在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成为规则制定者和监管者，应该是遏制垄断的产生。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的垄断是行政主导下的垄断，进一步延伸，可以说是“权力垄断”，是政府授权下的垄断。政府亲自布下了垄断这张大网，并不断扩张。因为政府的助推，导致垄断的产生;又因为政府的姑息，使得垄断企业的气焰越来越嚣张。

　　“现在很多垄断表面上看是一个自然垄断，但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行政来实现的，是通过管制来完成的。比如石油，如果开采没有这么多管制，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可能中石油、中石化就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李实教授说。

　　之所以垄断这张大网不断扩张蔓延，陈志武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权力约束机制。陈志武表示：中国在没有可靠的权力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又偏偏什么都控制在行政权力手中。从根本上说，国有制、极强的政府管制以及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是导致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本原因。

　　陈志武说：“当政府掌控所有资源的同时行政权力又不受制约的时候，政府在代替市场分配资源时，资源的配置就会既不符合效率原则(因为不是按市场规则分配)，又不符合公平原则(因为没有代表民意的问责机制)，而只会符合权力原则，这样的经济就是权力经济。”

　　权力经济的危害极大。“国有制使权力大多集中在政府手里，会造成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国家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唯一可合法使用暴力执行规则的组织，这两方面已经给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本身已酝酿巨大的道德风险或腐败空间。如果再让它取代民间，取代个人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那么，让民间投资就更没有呼吸空间了，这种安排所蕴涵的道德风险就更加无穷大了。”陈志武说。

　　在陈志武看来，要解决收入差距恶化问题，根本还在于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打破垄断。他说：一旦认清收入差距恶化的原因之后，我们发现应该做的恰恰不是放慢市场化改革，而是要加快，同时我们也看到对其他制度改革的重要性。要给各地区、各社会群体平等的收入增长和发展机会，除了必须建立对权力的监督问责机制外，同时必须要做的是减少权力所能控制的资源范围，这就是说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保留国有制、保留政府管制等于是保留住腐败的温床，对转轨国家来说，市场化的一大作用实际上是削弱行政权力的空间，缩小权力对收入机会的扭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