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的得与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对全球超过100个国家的产业市场份额及竞争力指标进行分析，中国同样位居全球首位。

　　但是，发布方反而更多谈到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困境”。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认为，“中国制造”面临资源环境和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产业利润率明显偏低，甚至有“去制造业”或“去工业化”的恶性循环倾向。

　　温州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这个曾靠制造业迅速崛起的地区，因为遇到产业升级的“天花板”，反而落入融资泡沫的陷阱中。

　　事实上，“中国制造”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所遇到的难题，远远比那些简单的数字更复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江涌认为，中国制造在巨大的成就背后，也付出了惊人的代价。英、美、日在充当“世界工厂”角色的时候，基本掌握国际分工的主动权，国际资源充足而廉价。“美国制造”和“日本制造”是建立在每桶只有几美元的廉价石油基础上的。而中国却遇上了油价从每桶几十美元飙升至一百几十美元的时代，油价高企成为常态。

　　另外，中国在铁矿石贸易的谈判中，总是被资源垄断巨头联手盘剥，导致目前中国钢铁业面临全行业亏损的威胁。

　　再有，入世以来，“中国制造”成为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攻击的头号目标。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2009年全球35%的反倾销、71%的反补贴案件涉及中国。

　　江涌称，在国际竞争中角逐，昔日作为“世界工厂”的英、美、日等国处于国际分工链的高端，拥有近乎傲视群雄的地位。然而，今日作为“世界加工厂”的中国，不仅需要“瞻前”，而且还要“顾后”，前面有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与技术鸿沟，后面则有印度、墨西哥与东欧等低成本地区的“追兵”。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帆表示，当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是粗放型的，出口增长主要依赖低价格和数量推动，产品加工程度低，附加值小，缺少名牌。而越是这种低端状态，越容易受到挑战。

　　目前，中国制造在关键生产环节与核心部件上技术落后，装备水平低。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力、煤炭、建材等15个行业，技术水平普遍比国际落后5~10年，有的落后20~30年。

　　比如，即便在传统支柱产业纺织业上，中国制造面临“初加工能力过剩，深精加工能力不足”、“高附加值最终产品少、出口产品以量取胜”等问题。

　　再比如，中国“钢铁产量世界第一，只有15%~20%的设备属国际先进水平。宝钢、鞍钢、首钢和武钢四大集团，销售额的总和只有新日铁的63%。

　　杨帆称，反映一国制造业能力的关键是国家设备(装备)制造业。但受到外资和进口设备的严重冲击，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投资有2/3依靠进口，其中光纤制造设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是进口的。

　　他认为，从一般劳动密集型升级到熟练劳动、资本密集，再到技术密集，中国在产业升级路径上继续发挥比较优势，但目前“遇到国际资本的技术品牌垄断”。“我们通过对中国7个产业(程控交换机、数控机床、芯片、软件、钢铁工业、轿车)的技术创新战略研究发现，合资外方给我们的技术，总是成熟期、开始衰退的技术”，因此，“以市场换技术，很难培养自主开发能力”。

　　“中国制造”的得与失，要放在全球经济格局中观察，这甚至不仅仅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事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贾根良认为，金融危机爆发让人们意识到，世界经济是垄断在跨国公司手中的，它通过“两头通吃”的方式，把绝大部分收益都集中在垄断资本手中：一方面，跨国公司以“卖主垄断”排除了在最终商品市场上的竞争;另一方面，它同时在生产者市场上创造了“买主垄断”，迫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产品不断被压低。

　　这个循环的结果是：技术进步的成果基本上都以利润形式，转移到世界经济中作为“中间商”的跨国公司手中，这不仅没有增加发达国家消费者的真实购买力，也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农民收入长期停滞甚至下降。这意味着，“中国制造”虽然干了很多活儿，但中国劳工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收入。

　　他说：“跨国公司不仅造成了发展中国家，而且造成发达国家的内需严重不足，是资本与劳动之间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的重要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