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还要完成哪些其他的配套改革呢?

　　黄育川：我认为一是改革户籍制度;二是建立更为稳健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其中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必须放开户籍制度，以增强劳动力的流动性。从目前来看，户籍制度和控制人口流动限制了中国城镇化的脚步，如果没有这些限制，中国的城镇化率估计已经达到60%以上，而不是目前的52%。如果有更多政策的支持，到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可能达到80%，与今天韩国的水平相当。

　　斯宾塞：需要配套推进的改革很多，包括建设公开透明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妥善规划城市空间，注重城市生活质量，等等。现在中国要先解决一些与民生相关的问题，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公共交通系统，必须做好规划和投资。这些工作做好了，城镇化才能水到渠成。

　　拉迪：金融市场也要跟上。要允许人民币利率有更大的灵活性，让市场力量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增强汇率弹性，进一步减少对外汇市场的人为干预;在生产消费领域，要推进价格改革，特别是能源价格改革，不要对制造业有这么大的补贴。目前，制造业消耗了中国2/3的能源、3/4的电力，而中国的发电厂和炼油厂却在亏损。资本和能源等生产要素的使用者得到了很多补贴，这扭曲了资源配置，导致了中国职工工资总体水平的低增长。由于廉价的资本和能源价格，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来说得到的补贴更多。因此，中国近些年来企业利润占GDP的比重在上升，工资水平增长缓慢。所有这些都是中国面临的风险。如果不更快、更大幅度地推进政策调整，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有很大幅度的下滑。

　　记者：在城镇化过程中，肯定会有很多人急功近利，那么，如何克服城镇化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建设项目的冲动?

　　斯宾塞：控制投资，这比较有效。一定要避免或减少低效的投资，这样可以让许多不必要的项目不要上马。要达到这个目标，可以让公共政策、决策更加合理化、透明化，规避投资风险;另一方面，要通过竞争和更有效的机制，来改变国有企业的运行环境，让国有企业的投资和生产行为更加有章可循，进而掌握经济的发展脉搏。

　　记者：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黄育川：这是一个双向的问题。在一些领域，政府要撤出，以激发经济效率的提升和创新，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在另一些方面，政府要干预，敢于承担更多责任，比如提供可靠的公共服务和监管体系，分离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责任，向私营部门开放一些以往的垄断领域，等等。从更广的范围上看，政府要强化财政体系，确保政府有足够的资源提供社会服务，保证在城镇化过程中不会出现新的社会不平等。

　　关键把握城镇化的核心

　　国内有分析认为，上面提到的风险已经初露端倪，如果把握不好城镇化的核心，发展速度过快很可能导致城镇化偏离健康轨道，这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关键问题。

　　首先是待遇公平。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名义上较高，达到了51.27%，但在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人群中，有2亿多农民工，占到城镇化率的17%。

　　现在这部分人在城市并不能完全享受到社会公共服务。一些企业吸纳大量进城人员，主要目的是获取廉价劳动力，同时又力图逃避对他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责任。这使得城市更多地成为一个赚钱的中转站，户籍、 福利制度往往与“被城镇化的人”无关，他们的收入也比从事相同劳动的城市居民要少10%40%。这使得“城市里的农民”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新的贫困人口。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的贫困人口并没有消失，只是转移到城市中去了。

　　其次是均衡发展。中国城镇化的目标是实现“以城带镇”的发展模式，要使中心城市有较强的集聚和辐射带动能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有北上广等几个大城市高速、集中发展。

　　第三是可持续发展。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中国的城镇化如何才能避免“房地产化”。在很多地方，城镇化已经沦为刺激经济、吸引投资的手段和工具，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亟待扭转。在未来，各级政府应有效地利用土地，改善市政规划和管理;在产业发展方向上，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不应发展高污染的工业，而应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贴近消费者的服务业等，以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采访结束时，黄育川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总结了决定中国城镇化成败的三大关键问题：第一，城镇化能否带动社会各个行业生产率的提高，让穷人和富人、农村人和城市人都能得到益处;第二，城镇化能否以财政上可持续的方式来实现;第三，中国能否避免其他一些亚洲大都市人口过度密集导致的“城市病”。显然，中国政府在制定城镇化的发展规划时，必须让这些问题得到肯定的回答。